拜耳案顯現的台灣惡質政治文化
(2009/9/17更新)
即使完成土地了租約、環境影響評估,德國拜耳公司總裁施耐德仍宣告取消在台灣的投資。他說:「我們認為這個投資案已失敗,因為,此案沒有充分的合法證照核發保障,而且,尚需取決於一項公投,我們對台灣的法定證照核發制度不再有信心,我們不再繼續推動在台投資案,而將持續在美國德州灣城的多項計畫。」

施耐德的說法充分反映出一個外商眼中的台灣投資環境的困境:法定程序已走到完成環境影響評估、土地租約,但只要地方政府如台中縣政府要延遲阻礙其證照核發,並舉行公投決定去留,則中央政府的合法程序就宣告無效。這樣的環境等於宣告中央公權力與合法性的喪失,外商又如何對「法定證照核發制度」有信心呢?

然而,我們要特別指出的不僅是「法定證照核發」制度失效,而是造成此種失效的「政治經濟學」根源。此種根源深植於台灣政治經濟環境中,以致於不僅拜耳案走到今天這地步,未來包括高鐵等重大建設或投資都可能陷入相同的泥淖,若不能由制度面加以解決,則拜耳案之後,誰又能預料未來將發生什麼新案件呢?

首應看見選舉文化對公共政策的扭曲效應。拜耳案原為一單純的投資案,其中,應被檢討者亦只有土地租金太便宜,未有其他廠商競標,有圖利拜耳之嫌,但因這是經建會爭取的大投資案,條件有利亦不足奇。然而,由於縣長選舉接近,拜耳案變成台中縣海線的爭議性話題,各種傳聞謠言不斷,以候選人廖永來為代表的反拜耳聯盟於焉形成。而其他候選人基於選票考量,竟無一人敢出面理性辯論,最後,拜耳的澄清被選舉的口號壓倒,反拜耳已成氣候。等到廖永來當選縣長,其實,拜耳案即可宣告完結了,因反拜耳與公投是其政見,亦為群眾運動過程的訴求,若當選而違背競選諾言,則廖永來政治生命即告結束,怎可能同意呢?

選舉文化,一種媚俗的、口號式的、非辯論的群眾情緒,造就反拜耳的集體行動,理性辯論空間的消失,是拜耳案背後的結構性根源。

其次是收買與抹黑文化。在拜耳進行地方的說服過程中。各種收買與抹黑的傳聞不斷,舉凡稍有質疑反拜耳立場者,即有收買之嫌;而省議會交通委員會與拜耳專案小組在聯席審查租地案時,支持與反對者中間的收買傳聞更是不斷。我們不相信德國公司會出賣信譽進行收買,但無由斷定收買是否有其他人在進行,然而,德國拜耳公司不適應台灣這種收買與抹黑政治文化則鮮明無比。此種非黑即白,有收買抹黑卻無由論證的政治環境,已使公共政策失去理性基礎了。

第三是勒索的政治文化。從拜耳案宣佈開始,即因地方反對而有各路人馬包圍於拜耳公司,要包其公關者有之,準備包工程者有之,甚至從中央到地方都傳出拜耳是塊大肥肉的說法。此種視外商如肥羊,而表面又表態反對的兩面派更不乏其人。勒索的心態是緣於政府處理公營事業污染未徹底解決,而以回饋金來滿足地方政客的勒索,久之竟成一種地方文化。拜耳公司又豈堪這種勒索呢?

第四是民粹主義的政治文化。以此次台中縣公投拜耳案來說,如何設定公投的鄉鎮範圍,或以全部中縣為公投範圍,都有爭議;再加上公投法未通過,公投的有效性只能作為參考,他只能是民粹主義的動員而已,但因縣長廖永來掌握地方行政權力,即成決定性力量。而未來,各縣市多為民進黨執政,設若有心與中央政策對決,時時援引公投為手段,中央決策將如何落實於地方?中央「法定證照核發制度」又有何用?

拜耳投資案的終止,表面上看,是因台中縣長廖永來宣布以公投決定證照是否核發,但整個事件的過程卻深刻的反映出台灣的政治文化,一種扭曲的政治經濟圖象。選舉文化造就的媚俗口號與簡易邏輯,抹黑文化形成的理性式微,勒索文化形成了宰肥羊心態,民粹主義演化為公投「信仰」,在這種政治文化下,拜耳如果真的敢投資,那才是奇蹟!

拜耳案原是可以理性辯論的投資案,它的產品、投資總額、工業安全、意外災害管理、環境影響等等,都是可公諸於世而加以論證的,但台灣的政治文化裡,它只能宣告失敗。然而,政府部門、省議會與朝野政黨若不能由這案子深刻反省台灣的政治文化,力圖有所改變,則一個無能、無效率、無法治而且貪污勒索、民粹主義的台灣形象卻可能在國際上形成,這對台灣才是真正的傷害。拜耳不來,終究是一個跨國公司的決定,不改,卻是我們的責任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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